另外也回答了刚才于文豪提出的问题，什么叫决策意义上的，什么叫选举意义上的，我们认为选举不具有决策功能，选举是选人，我的决策是对事意义上的参与和影响，一种结合到自己利益的具体的、日常化的政治行为。

因此，从流域管理过程的角度，当前最需要的是放松对结社的管制，充分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才能避免一盘散沙，发挥1+1大于2的效果。而1992年的《墨累-达令流域协议》的目的在于推动并制定有效的规划，并通过管理实现流域水资源、土地和其他环境资源的公平、有效和可持续的利用。

在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方面，强调生态秩序、生态阈值限制、人与自然和谐。[5]为此，2001年10月国务院制定的《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环境保护涉及到每个人的生活甚至生命和健康，人人关心。所以，公众参与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二）立法之间协调性差，内容存在冲突。

哈贝马斯认为，规则的合法性程度取决于对它们的规范有效性主张的商谈的可兑现性，归根结底，取决于它们是否通过一个合理的立法程序而形成——或至少，是否曾经是有可能在实用的、论理的和道德的角度加以辩护的。真正开创先例的具有流域综合性立法的《太湖流域管理立法》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立法层次稍低。[81]同前注[78]，第1642页。

他在1969年发表的《复数当事人的行政行为》系列论文中分析了对于存在多方当事人的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制以及在该行政过程中直接相对人以外的第三方的权利保障与救济问题。[67]有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行政过程论的用语，但却运用了行政过程论中的动态考察方法分析行政法问题，因此，也可以作为行政过程论者，例如阿部泰隆等。[1]其中，在行政法方面，日本主要导入了德国等大陆法系的行政法学理论，并以该理论为基础，初步创建了日本近代的行政法律制度。[10][日]遠藤博也：《計画行政法》，学陽書房1976年版，第200页。

[47]山村恒年基本从法律状态形成的视角提倡动态的行政过程论，这种行政过程论追求实质法治主义，不仅仅论及由带来法律关系变动的行政作用构成的行政过程，而且，考察由作为其上位过程的行政大纲、基本方针、计划的制定等不形成法律关系的行政作用所构成的扩大的行政过程，将行政作为基于法律的判断形成过程，依据法律进行规制。[20]可见，在远藤博也看来，行政过程论仅仅给行政法学提供了发现问题的视角或方法，但并没有达到问题的解决的目的。

[49]参见[日]大橋洋一：《行政法学の标構造的変革》，有斐閣1993年版，第275页以下。山村恒年的合理性裁量论认为行政法学应当以行政的意思决定过程中各构成要素所形成的目的→行为规范的认识→事实认定→预测→评价→选择→决定动态过程为基础，考察行政裁量在各自阶段的合理性。（一）有关行政法律关系动态考察的观点远藤博也、盐野宏与山村恒年都认识到动态考察对应于行政过程的延伸所产生的法律关系的重要性。在这种意义上，行政过程论是动态的考察方法。

行政过程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对应于现代行政的变革而提供一个展开考察的方法或视角。[71]而山村恒年认为，行政过程是基于行政法的动态判断而形成的过程，这与诉讼过程中法院的判断形成过程在表面上具有共同性。[14]远藤博也批判传统的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已经沦为基于制度内在性逻辑的解答体系，[15]现代行政过程论应当以根据具体法律关系中的具体情况考察行政行为的立场作为出发点，[16]分析且综合地考察在行政过程中的各种法律关系的交错。对此，今后的有关行政过程论研究必须在上述观点的基础提炼出行政过程论的核心观点，并将该核心观点贯彻到行政法学理论的各方面，注重各种理论之间的关联与衔接，由此形成一个体系化的理论体系。

[73]（二）有关行政过程论的提出视角远藤博也认为，行政法学并不能仅仅局限于行政行为，而应当在动态的现实行政过程中确定包括行政行为在内的所有行为的性质。例如以营业许可为例，相对人通过申请许可可以取得营业资格，同时相对人也负有合法地开展营业活动等义务，而行政主体对于相对人的违反行为不仅可以作出停止营业、撤销、事前警告等行为，而且，在该法律关系的持续过程中，行政主体往往更为积极地进行有关营业的指导等。

[29]因此，现代行政法学应当将行政法作为有关行政法律关系的动态过程的法律来把握，以有关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行政中特殊的权利义务的形成或消灭过程的法律为中心，对有关行政的法律现象进行动态的考察。[73]同前注[41]，第13、14页。

在实践中，在处理行政法上的各种问题时，应当从多元法律相互之间的关系出发，对各方面进行考察，而且，由于各种法律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行政法学应当根据各实定法制度的不同进行个别的、具体的探讨。[36]除上述有关行政过程论的主要观点外，盐野宏还对行政过程论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构建。[57]（四）和田英夫提倡的行政过程论和田英夫从行政程序的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推导出行政过程论，即在探讨正当程序的基础上，认为与行政程序不发达的现状相关联，应当将有关行政活动的法律现象置于行政的一系列流程中作为整体进行把握。[78]而盐野宏从传统的法律规范（即依法行政原理）的立场出发考察问题，首先，在现代行政中有时并不能以个别的行为形式与法律的根据作为问题，而应当以系统化的行政过程及其法律的根据作为问题。[12][日]遠藤博也：《行政行為の無効と取消：機能論的見地からする瑕疵論の再検討》，束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版。第三部分，在行政过程论的最后，探讨行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相对人的地位及其行为。

各学者在提出的视角和观点的侧重点上各不相同，其具体内容也不完全相同。[2]有关二战后日本行政法学理论的变革过程，参见江利红：《日本行政法学基础理论》[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40-87页。

因此，基于经验手法的裁量规制理论也应当根据个别领域的实体性特点而构成。即行为形式论将行政过程中的法律现象划分为行政行为、行政指导、行政契约（以及契约中的法律行为）、相对人的公法行为（例如申请等）进行考察，但却没有对这些行为所构成的整体行政过程进行考察，在这种意义上，行为形式论仅仅是局部的考察。

[18]行政过程论是一种物的思考方式和物的观点，与行政行为理论或行政程序理论不同，并非构成行政法特定的理论领域，而是如何考察行政法上各种现象的物的观点。[84][日]岡崎勝彦：《行政法学方法》，载山田幸男等編：《演習行政法（上）》，青林書院1979年版，第50页。

进而将行政过程划分为立法过程—行政的组织权限体系的成立—内部过程—对外部的行为—违反命令时的强制、制裁—事后性救济程序等阶段，探讨行政过程的法律规制的方式。第三，对于评价→选择→决定阶段的规制框架，考察在评价裁量、选择裁量中的公正与合理性的问题。[5][日]今村成和：《行政法入門》，有斐閣1966年版，第131页。可见，山村恒年的行政过程论以功能性规制与法律规制的融合为目标。

对此，山村恒年从功能性的立场出发，认为应当构建构造性或组织性的裁量违反以及构造性或组织性的过失等功能性的规范，构建运用经验科学的方法的框架。而盐野宏从行政法解释学的立场出发，认为行政法学应当以有关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形成或消灭特殊的权利义务过程为中心。

其次，运用邻近学科的方法进行功能性的、动态性的考察可以充实法律规范性的解释论的内容，因此，即使在传统的法学理论或实定制度中没有充分的线索，在宪法上价值实现的这一大框架内，从功能规范出发形成作为法律规范的条理法（法律原理）的逻辑道路可以说是连续的。[8]在《行政权限的竞合与融合》探讨了多个行政机关同时具有行政管理权限时如何作出行政行为的问题。

【摘要】针对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不能适应现实行政发展需要的问题，日本的行政法学者在借鉴美国及德国的动态考察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行政过程论，但各学者的观点并不一致。这是因为在法律中是否纳入这种功能性规范（设定明确标准的方法或者作为考虑事项），对于确保行政裁量的合理性的结果而言，显得并不重要。

但在二战以后，随着《日本国宪法》的制定、行政法律制度的重构以及现代公共行政实践的发展，传统的行政法学理论并不能完全适应，逐渐显现出弊端。[13]远藤博也从各不同的视角阐述了行政过程论的相关观点，其最主要的行政过程论观点被学界概括为多元性问题发现论。[48]在方法论方面，大桥洋一认为，行政法学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以法律的解释、法律体系的明确作为主要的任务，因此，行政法学的特色在于具有作为以法律为基础提醒应当做什么的规范学的性质，但在行政法学中，不仅只是行政法解释学，除重视立法学、政策学之外，对现实行政活动的实际状态分析也是不可或缺的。[28]行政的行为形式论是指对行政过程中各种行为进行类型化的区分，并分别探讨对各种类型的行为如何进行法律规制的理论。

目前行政过程论虽说已成为日本行政法学的主流理论，但其内容并不十分清晰。对于该问题，在法律解释学中并不能充分应对，山村恒年对此进行了批判，在此基础上认为该问题是政策学上的问题，对于动态的法律规范或法律规制应当进行考察。

[26]盐野宏最为重要的行政过程论观点又被学界概括为动态性法律关系论。[66][日]礒野弥生：《最新行政法入門》，学陽書房2005年版，第22页。

[日]大橋洋一：《新世紀の行政法理論—行政過程論を越えて》，载大橋洋一：《都市空間制御の法理論》，有斐閣2008年版，第345頁。行政过程论并非传统行政行为理论那样提供解答的体系，对行政的动态把握或现实功能的重视虽然在行政过程论的论述过程中出现，但其最初的目标并非站在特定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创造出解答的体系，而是设置问题的体系。